序一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下关区志》在各级领导、学者、专家的关心支持和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下，现已出版。这是下关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区志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地方文献，而且必将为当前全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资料。
下关区是南京市的主城区之一，濒江依城，素有“金陵北大门”之称。区境内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构成了下关地区独特的滨江风貌。下关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凸显出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作用。下关水陆交通历史悠久。早在东晋时期，已是江南地区的漕运、贡运、军运中心。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首次、尾次都是从下关起航。清代，沪宁、津浦铁路开通，下关成为水陆交通的咽喉要道。今天，区境内水路、铁路、公路联线成网，凸显出下关连接华东、通达全国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区境域濒临长江，外秦淮河、外金川河纵横其间，历来是南京城区防汛抗洪的重点地区和前沿屏障。下关为南京江防重地，历史上战事频繁。下关素有“商埠”之称，历史上曾几度繁荣；如今，商品市场独具特色，在南京占有重要地位，堪称古今商贸物流之名埠。
下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１８４２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在下关议约、签订。１９4９年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下关登岸，从挹江门入城，占领中华民国总统府，解放了南京，宣告了旧政权的灭亡、旧时代的结束。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区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面貌明显改观，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如今的下关是南京建设“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江滨城市”窗口性区域，到处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下关区志》的出版，正值下关区抢抓沿江开发和南京市新一轮老城改造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调整思路，明确目标，倾全力加快发展之际，无疑会为我们认识下关、振兴下关起到积极的作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不了解过去，就不能把握现在；不把握现在，就无法开创未来。我们要以志为鉴，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继往开来，为创造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未来开拓前进。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书记 张宁生
二○○五年五月
序二
《下关区志》经过六年的精心编纂，数易其稿，现已出版问世。它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区域性综合志书，浩瀚而宝贵的历史资料既是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
编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因此，《下关区志》应成为可信、可用、可读、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区情书。区委、区政府从编志工作一开始，就提出《下关区志》要编纂成为观点正确、资料准确、体例合理、体现地方特色、有学术品味的志书。为此，区地方志办公室和编纂人员作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在学习前人方志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和详今明古的原则，开拓创新，志书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下关区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在纵向脉络上，贯通古今，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下关地区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在横向内容上，基本做到了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详录区属各行各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对区境内驻区单位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了或详或略的记载。在篇目设置上，突出了重点和个性，把区境内发生在近现代历史时期中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事特列专记于志首，将凸显地区特色的交通、防汛抗洪、商品市场等事业独立设编，既突出地方特色，又显示出时代特征。
《下关区志》编纂过程中，全体编修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锲而不舍的治史风格、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可圈可点，可钦可敬。
此次编纂《下关区志》，始终得到了全区各单位和各行各业的有关人士、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支持，得到了驻区有关单位的大力配合，尤其得到了省、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匡正。可以说，这本区志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各方智慧的结晶。值此区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下关区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加《下关区志》编纂工作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修志经验，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政府区长 黄河
二○○五年五月
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力求全面、准确、科学地记载区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注重反映时代特征及地方特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载的境域为1999年南京市下关区行政区划。记述史实以区管为主，驻区单位酌情入志。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上限力求追溯至事之发端，下限止于1999年底。综述、大事记、近现代大事专记、附录、图照延至2004年。
四、本志以下关区区域定位、主要特点和当前社会分工为依据，以事分类，为突出反映下关特色，对有关事物作了升格处理。全志除综述、大事记、近现代大事专记、附录外，分设专志26编。编下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设子目；人物编不设章、节，采用条目体记载。编下设概述、章首设无题序，节下序视情而设。
五、本志体裁以志为主，并用述、记、传、图、表、录诸体。综述和各编概述，有述有议，述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其他均用记述文体，不作评议。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人物编的人物采用人物传略、人物简录、人物表方式录入。人物传略收录对下关地区发展有重要作用或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并收录个别劣迹昭著者，以卒年先后为序。人物简录录入下关籍及工作单位在境内的客籍烈士和已故区党政主要领导人。获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十佳公仆”、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工作者收录入人物表。历任区级领导人在相应编章中列表反映。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志文中记述。
七、本志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用朝代年号，数字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在各编(章、节、目)首用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4月23日（含23日）后采用公元纪年。正文中的“30年代”、“40年代”等均指20世纪，其他世纪，均冠数字。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专用名词及特定事物均加括注。同一事物存在几种说法的，采用其中一种说法，其他诸说加括注。各个历史时期地域、区划、政权、党派、机构、官职，均以当时名称为准。使用古地名时，括注今名。所记人物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职务称谓。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可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新中国”。1949年4月23日前后可简写为“解放前”、“解放后”。文中所用“今”、“现”均指本志下限1999年。
九、本志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主管部门、单位统计数据为准。含驻区单位数据则加注说明。
十、本志文字、标点、图表、数字和计量单位(除引文外)，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要求书写和使用。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人民币加括注旧人民币。
十一、本志设中文目录、英文目录及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综 述
一
下关区位于南京市城区西北部，濒江依城，东与栖霞区、玄武区接壤，南与鼓楼区毗邻，西、北两面以长江中心线为界与浦口区相望。1999年末，区境域面积3091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水面662平方公里)，全区户籍人口273795人，下辖6个街道、146个居民委员会和1个村民委员会，区人民政府设在商埠街17号。
下关历史悠久。下关区境域（以下简称区境）古属扬州地域。春秋时期，先属吴后属越。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置金陵邑，区境属之。随着历代统治政权的更迭，区境隶属关系亦频繁变更。民国22年(1933)，南京市划设行政区，区境划为第七区，是建区之始。1949年6月，成立南京市第七区人民政府。1950年6月，第七区更名为第六区。1955年8月，根据国务院有关按地名称呼的规定，第六区改称下关区。
下关区是南京市的主城区之一。濒临10公里长的长江黄金水道，处于水陆交通动脉交汇处，素有“金陵北大门”之称。区境内有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南京西站、南京长途汽车站、全国最大的内河港口——南京港以及狮子山、幕府山、明城墙、静海寺、天妃宫碑、阅江楼、渡江胜利纪念碑和纪念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等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下关独特的滨江风貌。
历史上，下关是南京重要的商埠口岸；今天，下关是南京建设“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江滨城市”窗口性区域。
二
距今3000多年前，区境内上元门、幕府山、北崮山一带就有先民聚居。
东晋时期，在老虎山附近建军用码头，称白石步，为建康江津要塞。宋代，在龙湾设都船场、水军船寨、驿传水站、漕粮仓库等。明代，下关已成为造船基地和官商水运知名港埠。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次率领船队从龙江关出发，远航西洋诸国。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廷被迫在下关江面英旗舰“康华丽”“康华丽”，英译文，又译为“皋华丽”、“康沃利斯”等。号上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陵关宣布开关，南京港对外开放。下关开埠后，国内外客商蜂拥而至。英、美、日、德等国商人纷纷到南京建造码头、开设洋行，下关成为长江航运和进出口贸易的繁华港埠。沿江一带店铺、货栈、钱庄、银楼、旅馆应运而生，惠民河商船拥挤，两岸商市兴旺。民国26年(1937)，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把下关一带变为屠场，残杀数以十万计中国同胞，血染江滩，震惊世界。民国35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团体晋京(南京)和平请愿团在下关火车站遭到国民党暴徒围殴，酿成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
在旧社会，下关人民虽饱经沧桑，承受了许多屈辱和苦难，但反抗外来压迫的抗争从未间断。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寻求自身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民国14年（1925），在中共南京支部、共青团南京地委发动下，英商和记洋行全体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6月5日起，举行了历时42天的大罢工，终获胜利。此次罢工斗争被邓中夏称为是“南京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最壮烈的一举，给予各地影响不小”。是年夏秋间，为培养革命青年，南京“五卅”惨案后援会在下关创办“五卅”工人学校。民国15年初，下关地区就有中共地方组织，是南京建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较早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下关地方党组织虽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但在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领导下，仍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3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下关是人民解放军渡江进入南京的门户。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下关人民积极组织船只接运人民解放军渡江，为解放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区人民政权建立后，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稳定物价，开展禁毒、禁赌、禁娼斗争，积极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社会面貌为之一新。1953年，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有计划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全区私营商店实行公私合营，小商贩、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顺利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1958～1959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全区兴办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广大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兴办里弄生产组，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街道工业。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节衣缩食，团结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全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均有所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在重重困难和压力面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的限制，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中，下关人民为之作出了积极无私的奉献，共拆除房屋8.77万平方米，2000多户农民和居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故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全区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70年代末，区委提出：“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大力发展街道工业生产，大办各种服务事业，积极安排社会待业人员特别是待业青年劳动就业”的工作思路。在全市率先创办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84年起，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简政放权。自1985年起，对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实行目标管理。1986年，区委提出“以发展开放型商埠经济为目标，以搞活企业、搞活流通、搞活街道为主体”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全区各类商品市场蓬勃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区委、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和部署，在抓好清理整顿、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推进企业的改组、联合与兼并，促进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7年，区委、区政府进一步确立全面实施“市场兴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私营经济和税源经济。
在大力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同时，区委、区政府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区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又紧密联系下关实际，进一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开展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和各类专项斗争；加强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推行和深化“党建、经济、精神文明”三个目标一体化管理。为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环境。全区面貌发生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 解放初期，在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生产。1958年后，多次掀起兴办工业的热潮。工业虽获得较大发展，但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全区经济基础仍比较薄弱。1978年底，全区财政收入仅1082万元。80年代，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区委、区政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区、街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1989年，区财政收入达2935.6万元。90年代，全区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9年，区财政收入达212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68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48亿元，区属“三资”企业完成出口创汇841万美元。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下关区历史上是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环境较差的城区。解放前，全区各种道路总长仅有20.6公里，且大部分为沙、片石路面。新中国建立以来，相继新建、扩建了热河南路、建宁路、大桥南路高架路、幕府路、中央北路、惠民路、中央门立交桥、三汊河桥、定淮门桥、水关桥公铁立交桥、下关大桥等一批路桥工程，构建了覆盖全区、连通全市的道路网络，基本形成了现代化滨江城区的道路框架。至1999年末，区境内共有主干道12条、次干道14条、支路36条、街巷道路163条，道路总长122.65公里。10公里长江干堤和15公里通江河堤全部建成了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标准防洪墙。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建设硕果累累。至1999年，下关区各类房屋面积达1020余万平方米，是解放初各类房屋总面积73.55万平方米的13.8倍。先后建成了金陵新村、五所村、热河南路、黄土山、滨江花园、清江花苑、四平苑、百合果园、五塘新寓等新型住宅小区30多个，全区住宅用房达505.59万平方米。
社会事业成就显著 解放前，下关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十分落后。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完整配套的教育体系。1999年，全区共有中学18所，在校学生11947人；小学34所，在校学生20014人；幼儿园38所，在园幼儿6649人，幼儿入园入托率达90%以上。1999年，下关地区共有科技人员14461人。区境内先后建起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文化宫等文化娱乐场所，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1994年，下关区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区”称号。《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解放初期，下关地区共有医院、卫生所和个体诊所23个。1999年，下关地区各种医疗卫生单位增至137个，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网络。建成了羽毛球馆、游泳馆、综合馆、网球场及健身中心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场所。区业余体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200多名羽毛球运动员，其中有10人进入国家队，有5人获羽毛球世界冠军。1999年9月，下关区业余体校被国家体育总局乒羽管理中心命名为“中国羽毛球协会羽毛球单项学校”。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解放前，下关是贫苦人民聚居的棚户区，居民大多以搬运、装卸、拉人力车、从事小商小贩谋生，失业人口众多，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十分贫困。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下关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为显著。1999年，全区年人均工资收入8540元。由于工资收入增加，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1999年，全区居民住房成套率达70%，人均居住面积从解放初期的不足4平方米提高到9平方米以上。电话、家用电器基本普及，少数家庭已拥有小汽车。
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人民的文化、健康水平等相应得到提高。解放初期，文盲占全区总人口的 695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仅占全区总人口的124%。1999年，全区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具有高中、中专学历的有100875人，大专以上学历的有29万余人。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普及，人民健康水平极大提高。1999年，全区人均期望寿命达7289岁，比民国36年（1947）人均期望寿命的40岁提高了3289岁。
三
下关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屡有令人瞩目的大事要事，诸多人文轶事载入史册，其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人文诸方面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凸显出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作用。
(一)近代史录之重地
下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来，下关的历史就和中国近代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战火燃至江浙，英国侵略军发动“扬子江战役”，80余艘舰船入侵长江下关一带水域，迫使清朝廷在下关静海寺与英国议约，并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在停泊于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南京条约》签订后，至1949年短短的107年中，苦难深重的中国与外国列强共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1000多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关是中国近代屈辱史起点的象征。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关电厂“京电”号小火轮为前导，从浦口横渡长江，在下关登岸，经挹江门入城，占领中华民国总统府，解放了南京。正如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为南京解放的贺电所述：“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下关又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终点的标志。
(二) 水陆交通之枢纽
下关地处长江之滨，水路运输历史悠久，长江航运之地位史不绝书。早在东晋时期，下关是江南地区的漕运、贡运、军运中心。南宋时期，龙湾渡成为长江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明初，龙江关已是著名的长江航运码头。
清末民初，在洋务运动和对外通商的推动下，加速了下关港埠的发展。清同治七年(1868)，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下关开设“洋棚”，办理南京长江轮船客运业务。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设金陵海关，南京港正式对外开放，下关成为国际通商口岸。不仅外国航运业商人纷纷到南京建造码头，从事长江航运，而且国内民族航运业也日渐兴盛。下关江岸沿线先后建起英商怡和、太古、和记码头，日商大阪、日清码头，德商美最时码头，以及民族资本经营的源大、泰丰、泰昌、天泰、协和等20多座码头，20多家中外轮船公司经营长江及内河的客货转运，靠泊客货轮达80余艘，总吨位达17万多吨。民国26年(1937)，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封锁长江，水运事业陷于瘫痪。新中国建立后，下关地区的航运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一批大中型水运企业和造船工业先后在下关落户，在对老码头更新改造的同时，又在上元门新建了10多座现代码头，下关沿江岸线成为专业化水上客货运港区。1980年，国务院批准南京港开办外贸运输，对中国籍远洋货轮开放。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南京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南京港成为长江流域江海换装、水陆中转、货物集散和对外开放的多功能的江海型港口，成为全国最大的内河港口。南京的“百里港区”，下关为其中心。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沪宁铁路通车，终点直抵下关江边。清宣统元年(1909)，贯穿南京市区的宁省铁路通车营运。宣统三年，津浦铁路通到下关对岸的浦口。民国22年，火车轮渡开通，沪宁、津浦铁路相接。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将昔日在南京发生梗阻的南北铁路大动脉一线贯通，长江两岸的公路也贯通联网。下关成为南北交通重要枢纽的地位更显重要。
1969年，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建成营运。1998年，下关长途客运站建成营运。下关成为公路长途客运的旅客重要集散地。至1999年末，从下关通往省内外的公路长途客运干线发展到208条，贯通苏、沪、浙、皖、鲁、鄂、赣、豫8个省、市，日均发旅客班车1270余车次，过往客车数千辆。
区境内水路、铁路、公路联线成网，凸显出下关连接华东、通达全国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三) 防汛抗洪之屏障
下关濒临长江，外秦淮河、外金川河、惠民河、护城河纵横其间。设防的江河堤岸总长25公里，其中江岸有10公里，其江面一段约3公里束窄段，仅宽11公里，扼长江咽喉。境内三汊河口、宝塔桥附近又是南京城市排水所依赖的外秦淮河与外金川河两大水系的入江口。境域有铁路、港口、电厂、粮库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单位和企业。加上下关一带地势低洼，其特定的诸多因素决定了下关历来是南京城区防汛抗洪的重点地区和前沿屏障。
民国20年(1931)，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超过警戒水位(8.5米)78天。当水位涨到9米时，下关大部被淹，低处水深数尺，4000多户贫民棚屋被冲毁，电厂停电，铁路运输中断，陆地行舟，受灾民众达25000余人，3个月后，洪水方才退去。自有长江南京水位资料以来，至1999年，下关最高水位超过9米的年份有15次。其中：1949年以前2次，1950～1969年2次，1970～1989年3次，1990～1999年8次。说明长江洪水位在抬高，高水位出现越来越频繁。
解放前，对江岸的治理，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应急防护措施，收效甚微。民国28年（1939），下关一号、二号、三号码头发生江岸坍塌，危及码头，当时仅作了打桩局部防护。民国36年，二号、三号码头坍陷，国民政府仍采取治标办法，认为治本工程是“钞票与江水的斗争”，而实际上连治标工程的费用都难以为继。
新中国建立后，南京市人民政府把治理长江水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50年初，成立修堤委员会，对下关江堤进行全面维修。1954年，长江暴发本世纪以来特大洪水，8月17日，水位高达10.22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将抗洪排涝、抢险救灾作为首要任务，南京市领导坐镇下关协调指挥。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赢得了抗御长江有水文记载以来最大洪水的胜利，保卫了南京北大门的安全。洪水过后，中央水利、交通、铁道三个部特派工作团到南京研究制定下关防洪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及南京市组成浦口、下关抢险护岸工程指挥部，领导实施沉排护岸。1983年，国务院批复《南京市总体规划》指出：“要重视防洪问题，提高防洪能力”。80年代末，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南京城市防洪一期工程从下关地区的堤防加固先行实施。江堤标高定为126米，河堤标高121米。到1997年5月底，下关沿江标准防洪墙全部建成。1998年，防洪墙经受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江第二次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温家宝亲临下关长江干堤视察时，称赞防洪墙“这是全国一流的防洪墙”。《人民日报》发表了《铜墙铁壁锁龙王——南京下关区建全国一流防洪墙纪实》的通讯。下关人民的防汛抗洪从被动的防到主动的治，从治标到治本，建起“铜墙铁壁”的标准防洪墙，大大提高了南京城区防洪保安能力，使长江水患得到较为彻底的根治，其伟业将永载史册。
(四) 兵家必争之要冲
下关据长江天堑，倚山傍水，地势险要，历来是北伐南渡的前哨阵地，为兵家必争之要冲。三国东吴，在卢龙山建军事城堡、烽火台，以抵御北敌南侵。东晋时期，沿江设江津要塞。历代王朝在幕府山、象山、郭家山、卢龙山地域先后筑有金城、白下城、宣武城、虎口城等城垣堡垒，作为皇室、县治和军防要塞。南朝宋、齐、梁、陈都在卢龙山、幕府山屯驻重兵，以保建康安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狮子山屯军，设炮台，作扼守南京、封锁长江的重要军事据点。
历史上，区境内发生过诸多重大战事。东晋，大将陶侃、温峤在今象山平叛苏峻。梁朝，陈霸先在幕府山两次击败南犯北齐军。宋代，岳飞大败金兵于靖安镇。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在卢龙山筑虎口城，击败劲敌陈友谅，奠定了洪武基业。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穴地轰城”，从仪凤门北侧炸开缺口，攻占江宁府。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从下关登岸，经挹江门入城，解放了南京。
下关境内港口、火车站、电厂等历来是敌机空袭南京的重要目标，历史上多次遭受空袭。抗日战争初期，日军猛烈空袭南京，下关是轰炸的重点地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及中国空军为打击“对日本作战后方有重大关系之目标”，反复轰炸日军占领下的下关码头。解放初，国民党空军空袭南京共14次，下关遭受空袭11次，下关发电厂及车站、码头等多次遭到轰炸。面对国民党军的空袭，区委、区政府领导全区人民积极开展反轰炸斗争，先后建立和健全反轰炸组织，加强防空救护工作，消除空袭后果；强化治安管理，打击为敌机指示目标的特务匪徒和趁火打劫的坏人；为保卫车站、码头、电厂等重要设施的安全作出了积极努力。
(五)商贸物流之名埠
下关素有“商埠”之称，历史上曾几度繁荣；今天，下关地区商品市场独具特色，在南京占有重要地位，堪称古今商贸物流之名埠。
东晋初年，区境内东北部建有市(商埠)镇(军防)。南宋时期，龙湾渡码头附近街市兴旺，成为茶、盐、酒等官卖物资的集散中心。明代，港埠官船、贡船、商船云集，下关成为漕运、竹木、米薪、百货之流往来如织的知名商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陵关开关，宣布对外开埠通商，允许外商到南京开设洋行、兴建码头货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清廷的奏折中称：“下关百货流通，商务日臻繁荣”。随着沪宁、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区境域入住居民与客流日增，各类服务行业、娱乐场所应运而生，下关进一步走向繁荣，成为“烟户万余家，商店数千户”的新兴商贸区。米市街(今惠民桥北)是粮食贸易市场，鲜鱼巷为鱼虾等水产市场，惠民桥南是盐市场，大马路、商埠街则是饭店酒楼、银楼钱庄、绸布百货等商号密集的繁华街市。民国20年（1931）《最新首都指南》记载：“首都繁荣市街分为城内与下关两部，下关大马路、商埠街最为热闹，夜市常延至十一时。”时称“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
民国26年（1937），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在下关烧杀掠夺，商市萧条。下关大马路如今仍留有“庆华鞋帽洋货店”、“大西洋手表眼镜公司”被烧毁的店招残迹。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终因元气大伤，无回天之力。
解放后，商业逐步恢复发展，国营中粮、油脂、土产、百货、花纱布等公司相继开业，发挥了稳定物价、保障供给的调节作用。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的限制，下关地区出现了自发形成、人员相对集中的露天马路市场。特别是长途贩运开禁以后，市场日趋活跃。区委、区政府抓住发展机遇，提出发展商埠经济的总体思路，全区上下统一思想确立“大流通、大市场、大商业”的观念，进一步拓宽流通渠道。80年代中、后期，兴建、扩建了白云亭等一批农副产品市场。1992年以后，市场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充分利用下关地处车站码头、交通运输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区域大企业、大单位闲置的仓库和厂房较多的优势，采取政策扶持、横向联合、联办、协办等多种措施，陆续兴办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1997年初，区委、区政府实施“市场兴区”的发展战略，采取“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重在培育、不断拓展”的工作方针，制定了商品市场发展规划和促进市场发展的若干优惠办法，全区又涌现出一批交易额大、影响面广、辐射力强的市场。至1999年底，区境内商品市场共有44个，其中国家级市场4个；营业面积共计4213万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市场8个；成交额共计1576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的市场4个、30亿元以上的市场2个。
(六)滨江人文之佳地
下关地区山灵水秀，人文荟萃。区境内拥有众多的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自然景观。区境东北部幕府山、象山、老虎山、狮子山延绵起伏。雄伟壮观的古城墙跨越境域达8164米（现存3962.3米），挹江门、仪凤门、兴中门、钟阜门、金川门、上元门、新民门、中央门8个城门通城达江。山水城林于一体的大江风光带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滨江文化。幕府山有“达摩古洞”、“五马渡”，老虎山有温峤、颜含的家族墓地，象山有王彬家族墓葬群，狮子山有古城墙、古城堡、古炮台。历史遗存有古静海寺旧址、天妃宫碑、道胜堂旧址、安怀村古文化遗址、白下城遗址、虎口城遗址、江南水师学堂旧址、和记洋行旧址、扬子饭店旧址等。
新中国建立后，沿江而建，依水而兴的下关，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更显示出滨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先后建起了渡江胜利纪念碑、渡江胜利纪念馆和胜利广场；为警示后人，教育人民，辟建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196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天堑变通途。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1981年，以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地位，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99年2月，狮子山上开工建设南京沿江标志性建筑——阅江楼。它是中国唯一“先有记，后有楼”的文化奇观，成为继武汉黄鹤楼、岳阳岳阳楼、南昌滕王阁之后江南第四大名楼，南京城区又一人文胜景。
纵观历史，曾有众多风流人物到下关，或驻足留连，或指点江山，或建功立业。
西晋永嘉元年(307)九月，琅琊王司马睿渡江镇建邺(今南京)，将临江一山取名卢龙山(今狮子山)。南宋中书舍人虞允文督师大败金兵，回师建康卢龙山下，舟泊岩下，三宿而去，后人称此岩石为“三宿岩”，清代列“三宿名岩”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明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驾幸卢龙山，赐名卢龙山为狮子山。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首次、尾次都是从下关起航。明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为彰郑和之功绩，敕建静海禅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药物学家李时珍客居静海寺，考察郑和从海外携回的草药活株标本。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视察狮子山、幕府山江防工事。民国26年，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主要指挥官登上狮子山，视察江防工事。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温家宝等曾亲临下关视察。
四
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瞩目新世纪的时空，下关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紧紧抓住沿江开发和南京新一轮老城改造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调整思路，明确目标。重点实施沿江开发、富民强区、开放立区、科教兴区、依法治区五大战略。突出优势产业的发展和提升，突出城市功能的培育和完善，突出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服务。高起点规划下关，加快中心地区改造力度。大力实施“显山、露水、增绿、见城”工程，精心打造滨江风光带、明城墙风貌带和外秦淮河景观带。大力发展商埠经济，积极发展都市工业经济和旅游经济，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努力实现开放型经济新突破，以此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十五”期间，规划建设建宁路一条街，将其打造成品牌市场集聚、经营环境优良、交易方式先进、配套设施齐全的市场“大贸区”，使之成为南京的“第三商圈”和华东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依托阅江楼、静海寺、天妃宫、绣球公园、小桃园等深厚的文化底蕴，众多的文物古迹和沿江风光等旅游资源，着力打造狮子山至小桃园的旅游风景区，建成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建成狮子山至定淮门明城墙风貌带，建成三汊河口至定淮门桥段外秦淮河景观带，规划建设三汊河口至南京长江大桥一线滨江风光带；开工建设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南京世茂外滩新城。通过全区人民的不懈努力，逐步把下关建设成为市场繁荣、物流集聚的商贸强区，富有古城风韵、滨江特色的旅游名区，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大区，城市功能完善、人居环境优良的滨江新区。
放眼未来，下关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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